對于我們黨而言，解放思想不是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，而是一以貫之的思想路線；對于改革開放實踐而言，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終點，而是繼續(xù)前行的起點

　　評價中國改革開放，一位外國觀察家曾經(jīng)感慨：人類21世紀是從1978年開始的。而置身其間的中國人，恐怕對一句話的感觸更為深刻：一切始于解放思想。35年來，思想的解放與改革的進程總是相互激蕩，“思想解放—理論創(chuàng)新—改革突破”成為開啟每一段改革新航程的必然選擇。

　　“進一步解放思想、解放和發(fā)展社會生產(chǎn)力、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”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，習近平總書記在論及改革條件和目的時，把“解放思想”列于首要位置，并特別強調其“總開關”作用。這再次表明，對于我們黨而言，解放思想不是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，而是一以貫之的思想路線；對于改革開放實踐而言，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終點，而是繼續(xù)前行的起點。

　　沒有思想的先導，就不會有行動的跟進；思想上能否破冰，直接決定著行動上能否突圍。關于全面深化改革，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很多新亮點、新突破。要將方案轉化為行動、將藍圖轉變?yōu)楝F(xiàn)實，解放思想是基本前提。反過來講，如果思想不解放，我們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癥結所在，很難找準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，很難拿出有突破性的改革舉措。

　　馬克思說過，思想一旦離開利益，就會使自己出丑。如果說，過去的解放思想更多是“頭腦風暴”，今天解放思想則要面對現(xiàn)實的利益博弈。一些人嘴上說思想解放，骨子里怕思想解放；一些部門抽象地贊成思想解放，具體地反對思想解放。說到底是一個利益問題。從調節(jié)分配到簡政放權，許多時候，影響改革的思想障礙很多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，尤其來自各種既得利益的羈絆。正因如此，中央反復強調，要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、全局和局部、長遠和當前的關系，正確對待利益格局調整，堅決克服地方和部門利益的掣肘。

　　在新的時代場景中解放思想，不僅要有時不我待的歷史主動，更要有自外于既得利益的政治擔當。只有以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，跳出條條框框限制，克服部門利益掣肘，改革者才能擺脫局部利益的狹隘，穿透短視思維的迷霧，滿足人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，實現(xiàn)長遠可持續(xù)的發(fā)展。試想，如果沒有家庭聯(lián)產(chǎn)承包責任制的破冰，怎么會有蘊藏于農(nóng)村中的生產(chǎn)潛力的充分釋放？如果害怕競爭拒絕加入世貿(mào)組織，中國又怎能分享全球化帶來的紅利？正是看到這一點，約翰·奈斯比特才在《中國大趨勢》一書中感嘆：“解放思想是中國社會變革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支柱�！�

　　當然，敢于解放思想，更要善于解放思想。呼喚解放思想的勇氣，激發(fā)大膽探索的豪情，并不意味著脫離實際、盲目蠻干。解放思想是探索規(guī)律、追求真理的過程，必然立足于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。解放思想，首先要有指導思想，如果不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(fā)，所謂“解放”就可能走向反面；解放思想，為的是解決中國問題，如果只是閉門造車拍腦袋決策，所謂“解放”不過是頭腦發(fā)熱。我們強調膽子要大、步子要穩(wěn)，講的就是這個道理。即便是摸著石頭過河，也要按照已經(jīng)認識到的規(guī)律來辦，而不能腳踩西瓜皮，滑到哪里算哪里。

　　無論從哪方面來看，今天思想解放不可能是一聲令下的活動，也不是靠等“指示”、等“批準”就能實現(xiàn)的。警惕解放思想“口號化”、“標簽化”，不僅需要統(tǒng)攬全局的頂層設計，也需要具體而微的基層實踐；不僅要沖破思想觀念障礙，還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籬，甚至還可能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。從這個角度，解放思想是一個系統(tǒng)工程，離不開個人的勇氣擔當，也有賴于良好的社會環(huán)境。改革開放之初,鄧小平同志就指出：好的意見不那么敢講，對壞人壞事不那么敢反對，這種狀況不改變，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、開動腦筋？35年后，只要有利于解放和發(fā)展社會生產(chǎn)力，只要有利于推動經(jīng)濟社會持續(xù)健康發(fā)展，只要有利于實現(xiàn)好、維護好、發(fā)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，只要有利于鞏固黨的執(zhí)政基礎和執(zhí)政地位，就要大膽試、大膽闖，就要堅決破、堅決改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“四個只要有利于”，既是推進改革開放的基本共識，也應成為銳意探索者的底氣所在。

　　改革未竟全功,思想更待解放。涵養(yǎng)“計利當計天下利”的情懷,秉持“風物長宜放眼量”的遠見，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(fā)展，不斷煥發(fā)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機活力，我們將迎來的，不僅是物質之變，更是精神之變、氣質之變；不僅有思想的真砥礪，更有社會的真進步、國家的大發(fā)展。

　　《 人民日報 》（ 2013年11月21日 05 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