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綠桐 段貴華
2019年05月22日10:00 來源:當代黨員
1月17日,綦江區(qū)石角水文站。
白云山腳下,滾滾蒲河流淌不息,在叢叢蘆葦后,隱隱約約能看見一棟標有“重慶水文”的小樓。一踏進這座水文站,便聞到陣陣臘梅冷香。
這個水文站只有一個正式編制。譚波,是這里唯一的職工。
今年,是譚波到石角水文站工作的第16個年頭。
很多人并不知道,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,譚波的母親和外祖父也曾在這里工作。
每天早晚8點,譚波都會準時去蒲河邊觀測水位和降水量。
從站點到蒲河邊,這40米長的梯坎路在譚波腳下延伸,讓他追隨著外祖父和母親的人生道路,和身旁蜿蜒的蒲河一路平行著延伸向遠方……
以水為伴:跨越半個世紀的“接力”
早上7點56分,譚波拿著記錄表來到河邊,開始做每天例行的第一項工作——觀察水尺,掌握水位情況。
“這里有兩把水尺,立式水尺是枯水期使用的,這把斜式水尺是豐水期使用的。”譚波說,“小時候,我最喜歡的事就是幫媽媽扶水尺、計算水位了。”
譚波從小在石角水文站長大。而他和水文站的淵源,緣起于外祖父。
從1942年起,譚波的外祖父張源開就在基層測站點從事水文工作。在外祖父從事水文工作的30多個年頭里,外祖父帶著全家輾轉了10多個基層測站點,其中就有石角水文站。
外祖父退休后,母親張素英接過了父親的“接力棒”。1984年,張素英正式成為石角水文站的一員。
“當時工作是非常艱苦的,不像現(xiàn)在有一些自動化機器可以操作,那時就只能全靠人工操作。”譚波邊說,邊用河水清理水尺上的淤泥。
“我母親常常告誡我,水文工作是人命關天的大事,水文數(shù)據(jù)直接影響著上級部門對水情的整體分析判斷,是一項對時間要求極嚴、數(shù)據(jù)精確度要求極高的工作!
母親的話一直縈繞在譚波的腦海中。
2000年,譚波又接過母親的“接力棒”,正式成為一名水文工作者。起初,他在南川區(qū)鳴玉水文站工作了3年,后又被調回了從小生活的石角水文站擔任站長。這一干便是16年。
算算時間,從外祖父到母親再到譚波,祖孫三代堅守石角水文站已有半個多世紀,見證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巨變。
他們早已把水文站當成了家。
以水為家:16年堅守“河岸之家”
上午9點58分,石角水文站操作間。
在這個8平方米的操作間里,只有一個全自動操作臺。
“這個操作臺就是操作河面上吊著的鉛魚儀器,它是用來固定流速儀的。我每天除了測量水位,還要記錄流速、觀測降水量!闭f著,譚波站起身走向屋外,“以前測速都是用的手動纜車。現(xiàn)在技術越來越發(fā)達,我們也用上了自動纜車,測降水量也是用的自動雨量計。”
回到辦公室,譚波記錄下當天的觀測情況。
幾百頁的記錄本,正是譚波從事水文站工作的“縮影”。
“水文工作天天都跟數(shù)字打交道,一下雨,就要通過演算得出一系列的數(shù)據(jù),預防山洪等各種險情。這些數(shù)據(jù)是枯燥的,但又影響到百姓的生命財產(chǎn)安全。”譚波望著記錄本上的數(shù)字說道。
水文站是江河的“哨兵”——豐水期,要與洪水賽跑,上演“生死時速”;枯水期,更要抓緊時間在站整編資料。
而作為“哨兵”的職責,就必須由一次次不分晝夜的測報來完成。
這座離鎮(zhèn)上有5公里距離的水文站,周圍鮮少能見到人家。為了這一個個看似簡單的數(shù)字,譚波必須常年值守在站上,即使是綦江城里的家,譚波也不常回去。
“站就是家,家就是站。選擇水文,也就是選擇寂寞。從小我就在水文站長大,耳濡目染的是水文測報的方方面面。小時候就看到外祖父和母親從站點、河邊往返忙碌的身影,深知選擇以水為伴就是選擇了責任和奉獻!弊T波堅定地說。
以水為榮:護佑一方平安
上午11點,水文測井工作間。
譚波指著旁邊柱子上標著的“2016”印記說:“看,那就是2016年漲到的最高水位。每年豐水期,就是我們一家人上戰(zhàn)場的時候。”
看到這個“2016”的標記,譚波的思緒仿佛回到了2016年的6月。
2016年6月,受超強厄爾尼諾現(xiàn)象影響,綦江發(fā)生了自1998年以來的最大洪水,作為綦江支流的蒲河,在一個月內出現(xiàn)了兩次超保證水位、一次超警戒水位的洪水。在三次洪水測量中,每一次洪水幾乎都要持續(xù)兩天一夜,在這三個兩天一夜的時間里,譚波絲毫不敢松懈。
“在那一個月里,流量施測達到了64份,占到全年施測次數(shù)的一半!碧峒按,譚波頗有感慨。
由于水文站人手不夠,洪水來臨時,譚波一家三口全部“上陣”。白天,母親負責發(fā)報,父親負責接聽電話、清理河面漂浮物等,晚上譚波就獨自應戰(zhàn),頂著大雨、閃電和雷鳴趕往河邊觀測雨水汛情并發(fā)送給上級部門。
“當時降雨量太大,水位、降水量、流速都必須實時觀測,這個數(shù)據(jù)要及時上報給防汛部門,稍有偏差就會給沿岸近萬居民造成生命財產(chǎn)威脅!闭f到這里,譚波指向了河對岸的山坡。
“由于洪水漲速太快,投放鉛魚可能會造成纜道斷裂,我們就利用對面山坡兩覘牌間的位置標志,使用了浮標測流。父親在一頭投下浮標,我就負責畫輻射線,母親在另一頭傳送浮標到達信號并記錄浮標流經(jīng)時長。”
2016年6月28日上午10點,當最后一次洪峰水位出現(xiàn)時,譚波懸了三天的心終于放下了。
洪水慢慢退去,譚波也收到上級消息:由于搶測的流量資料及時,石角水文站下游的石角鎮(zhèn)安全轉移了4000多人,且無一人傷亡。
那一刻,巨大的成就感驅散了譚波的疲憊。
“作為基層水文工作者,必須發(fā)揚‘團結、進取、求實、奉獻’的水文精神,我的工作能為黨委、政府進行防汛搶險決策提供科學依據(jù),能守護一方百姓平安,我為之自豪。”譚波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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